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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重续历史与形象塑造上赋予新意

文/於可训

好久没有读到水运宪的小说了，这次收到他发来的新作《戴花》，十分突然，也十分惊讶。说突然，是因为水运宪从我供职的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后，就基本上失去了联系，虽然也看过他写的电视剧和别的作品，在全国文代会上，也和他一起与在会上的作家班同学小聚过，但对他的小说创作情况，依然知之甚少，最近的一次见面，是在刘醒龙的家乡英山，似乎也没听他谈起过写作长篇小说的事，所以这次读到他发来的《戴花》，就感到十分突然。

《戴花》原稿叫《戴花要戴大红花》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看这个名字，就知道是脱胎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首“流行”歌曲，只是唱这个歌的年代和唱这个歌的那些人，都已经成为历史，在如今这个都想赚大钱发大财的年代，已经年过古稀的水运宪，还要来写这个已经成为历史的“要戴大红花”，就不能不令我感到十分惊讶。

读水运宪的这部新作，让我想起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话剧《红旗歌》。《红旗歌》属于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有数的几部开山作品之一，故事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，我们从资本家手里接管了一些工厂，这些工厂要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增加生产，在进行管理和技术改造的同时，必须改变工人的劳动观念，即由过去为资本家做工的雇佣劳动观念，转变为当家作主人的积极主动的劳动观念。中心情节，也是在工人中开展劳动竞赛，只不过那时的劳动竞赛不是戴红花，而是插红旗，所以作品才叫《红旗歌》。这部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，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，从北方演到南方，在上海解放以后，演出的影响达到高潮。

这样的一部以劳动竞赛为中心情节的话剧，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，原因就在于，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，必须要为它准备新的主人和劳动主体，这个主体也许还是旧人，但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，必须是全新的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，他才能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中当家做主人。《戴花》所写的，就是这段历史的延续。因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的历史行程，所以重续这段历史，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，而是具有一种全新的时代意义。

围绕话剧《红旗歌》的主人公马芬，当年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，争论的焦点，是像马芬这样原来很“落后”的工人，思想转变了以后，得了劳动竞赛红旗，还应不应该让她继续保持自己的个性。当时占上风的意见是，既然成了先进，就应该具有先进模范人物的共性，不应该还写她的倔强之类的脱离群众的个性。这样的意见后来就成为作家描写先进模范人物的一种模式，也是先进模范人物乃至英雄人物的一种精神共相。《戴花》一反这种模式和精神共相，它不但写了主人公的个性，还写了他的性格弱点，乃至某些道德缺陷，也写了他因此而犯下的错误和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。总之，这个一心“要戴大红花”的老工人，既具有那个年代的工人阶级力争上游争当先进的共性，又具有他自己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性。作者不是写了他的这一面，又去写他的那一面，而是把两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，通过他独具个性的行为方式，包括他对自己的性格弱点的克服，对人格缺陷的修复和对所犯错误的改正，完成他追求先进、“要戴大红花”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，同时在读者心目中，也将这种普遍的荣誉感提升到了人格品性的高度。这样的写法，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过个性表现共性的理论可以说明的，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作者对那一代工人的理解，对那个历史年代的理解，也是作者经历过新时期文学的精神文化浸染，对文学中的人的理解，对人性的理解进一步深入的表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水运宪对当代工人形象的塑造，是做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工作，同样具有一种全新的时代意义。

《戴花》是一部关于生产劳动的小说。人类的生产劳动，不同于动物的觅食活动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劳动的价值意识，包括对劳动形式的美感意识，从初民为了获得生存资料，到后来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人生，都是如此。《戴花》和前面提到的《红旗歌》所写的，是一个公有制和集体主义时代对劳动的价值意识，这种价值意识，是对私有制和个人主义时代的价值意识的一种否定，文学对这种价值意识的书写，在一个时期，突出强调了它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性，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价值主体，也就是劳动者个体的价值诉求和自我意识。这种价值诉求和自我意识，可能也包含有某种“自私”的动机和“自利”的目的，但却是一个“感性的”“肉身的”人所必不可少的欲求。恩格斯在解释黑格尔关于“恶”的看法时，甚至把这种个人欲望，看作“历史发展的杠杆”，离开了这种感性个体的欲求，就可能把这样的人物写成“寓言式的抽象品”，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《戴花》虽然无意描写这种价值意识的演变过程，但揭示这种价值意识背后隐含的个人欲望和个体动机，剔除包裹这种欲望和动机的某种抽象理念的外壳，肯定其对人的公共行为和社会价值的独特意义，是对劳动者的价值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重构，这种重构为当代劳动者描绘了一幅完整的精神图像。

《戴花》是一部独特的小说，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，三位评论的作者分别从人的尊严、工业史诗、抒情声音、劳动美学、理想主义和叙事传统等不同角度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解读。相信《戴花》的出版，会为当今文坛吹进一股新鲜空气。

（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）